（一）儒家家学渊源
   妈祖的先祖林披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“儒”，十五岁时便手抄经、子、史千余卷，唐天宝十一年（752）明经擢第，官至太子詹事，这“太子詹事”为唐时专司太子府总务的官。林披生有九子，俱官至州刺史。第六子林蕴，唐贞元四年（789）明经擢第。林蕴为莆田第一个名哲。林蕴生林愿，林愿生林圉，林圉生林保吉，林保吉生林惟悫，为妈祖生父。妈祖的先祖林披、林蕴、高曾祖父林圉、曾祖父林孚、祖父保吉、父惟悫，皆为朝廷命官。在古代，当官的人必须精通儒家经典。妈祖的家世充满着儒学渊源。妈祖原名默，由于出生数月，不闻啼哭，幼而聪颖，因命名默。“默”字的含义，应是取孔子“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”之意。这种命名，跟林氏家族深厚的儒学渊源不无关系。由于家庭浓厚的儒学氛围，所以妈祖“幼而聪颖，不类诸女，哺八岁，从塾师训读，悉解文义”，说明妈祖从八岁开始即接受儒家经典正式教育，并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对所学经典能过目不忘，能深刻理解儒家的精神实质。尽管《天妃显圣录》成书于明人之手，其中有佛道两教表现形式，但是，从《天妃显圣录》所透露的上述关于妈祖家世和身世的信息，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妈祖的直接影响。

(二)巫儒渊源
   巫起源于原始社会，想依靠“超自然力”对客体强加影响或控制。并能借此力而行巫术。在神和精灵观念出现后，被看作能与鬼神交往，并驱使为之服役。初期，巫的职能基本是靠幻想的超自然力保护氏族，村社及其成员和牲畜、农作物不受加害，驱赶疾病作崇之妖邪，故受到人们的普通爱戴和欢迎，成为政府首脑的侍臣。我国《周礼》把司巫列为中士，属于司祝。我国商代最重巫术，从殷商时期所遗留下来大量的甲骨卜辞，便可获知当时巫的盛行，且直接影响商统治者的决策。到了汉以后，巫才逐渐在中原衰落，在中原衰落的“巫”，又来到民智未开的八闽之地，得以继续延续其生命。因此，导致唐宋时，福建的巫仍十分盛行，蔡襄在知福州时，对当时民间信巫的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：“闽俗左医右巫，依巫作崇？”宋代的巫，在莆田也相当流行，据南宋李俊甫记载妈祖“生而神灵，能言人休咎”。据张大任先生考据，宋代除了妈祖生前以巫为职业外，尚有“兴化县有女巫自尤溪来，善禁咒术，殁为立祠”；“陈某侯官人，世以巫显，往来兴化县郡中，郡疫病，经其咒治者皆痊愈，殁而兴化人祀之”。妈祖初为里中巫，黄公度在《题圣墩庙》诗中亦提到“平生不厌混巫媪，已死犹能效国功”。黄公度生于1109年—1156年之间，妈祖生于960年—987年之间，其生卒年代离黄公度出生只有122年，其对妈祖先前从事巫这一职业的说法，应当比较可信。南宋黄岩孙在撰《仙溪志》时称妈祖为：“神本湄洲林氏女，为巫能知人祸福，殁而祠之”。妈祖生前以巫为职业，明代的周瑛也持此说，他在编写《兴化府志》时称：“顺济谓湄洲林氏女，能知人祸福，即妃也，余少时读宋郡志，得绍熙初本，亦称为里中巫。”儒教的创始人孔子，以崇尚周礼为己任，表明自己“周降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的观点，在殷商时期流行的巫，仍被周王朝承认，作为孔子，在赞同周礼时，当然也包括了巫文化。这是因为儒开始时与巫的血缘关系使然。而在妈祖的身上，儒与巫也达成了有机的统一，她既接受儒家经典又从事巫的职业，说明妈祖不是那种单纯以巫术给人治病的“巫媪”，而是一个受过儒家经典良好教育的“儒巫”。而这一点，也正好与殷周时期儒巫同源相吻合。

(三)儒家的事神多福渊源
   妈祖从宗太祖建隆元年（960）出生至宋太宗雍熙四年（987）辞世，其间在世只有二十七年，在缺医少药的莆田沿海，妈祖利用巫术，驱邪济世，治病救人，拯救海难、祈雨济民，行善除恶，赈济灾荒，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事。她死后，湄洲岛的渔民们首先于雍熙四年（987）立祠祭祀，称为“通灵神女”，初仅数椽。宋天圣年间（1023—1032）商人三宝祈神护佑应验，才捐金扩建，初具规模。开始时的妈祖信仰，仍是人们出于对妈祖生前的种种善举的怀念心情。对有功于民众的人立祠纪念，这仍然是儒家感恩思想的具体反映。其源出于儒家“夫祀，国之大节也”。对妈祖的民间祭祀，在湄洲岛举行近百年后，才流传到莆田宁海圣墩。
   从宋雍熙四年（987）湄洲岛渔民在妈祖殁后立祠纪念起至宋徽宋宣和四年（1122）易“顺济”庙额上，这一时期对妈祖的信仰，完全是出于民间自发的。而推动这种民间对妈祖立祠、祭祀的动力，源于儒家的“礼，履也，所以事鬼神致福也”，说明儒家崇尚的礼源于儒家事神多福这一思想。到后来，才逐渐形成一套完整、系统的祭祀仪式。

文章来源： 湄洲日报